罗新专栏：最伟大的战地记者
11月8日是记者节。记者中有一种特殊的分工，就是战地记者。他们随近代报业与军事战争的发展而出现，报道采写战争的一手见闻，贯穿了近200年的新闻史和战争史。 战地记者中不乏传奇人物，比如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著名作家海明威，报道越战的迈克尔·赫尔，但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新教授看来，就报道的受关注程度和长远历史影响，他们无法与19世纪的前辈麦加恩比肩。
麦加恩度过了短暂但丰饶的一生，他不仅记录了大量的战争事实，还实际上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他身上有记者行业的最闪耀的魅力：无畏的勇气，真实的记录，努力达成的理解，和令人欣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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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知道麦加恩（Januarius MacGahan, 1844-1878），是因为他出版于1874年的《阿姆河战记》（Campaigning on the Oxus, and the Fall of Khiva）。在读到此书之前，我早在很多别的书里读到过对此书的一段引文，是麦加恩对希瓦陷落之夜的描述：
“时近午夜，寂静沉睡的古城沐浴在月光洪流中。宫殿因月光而改观，平平的土砖屋顶变成了大理石，细瘦高耸的宣礼塔上端看起来模模糊糊，像是守卫古城的精灵哨兵。眼前左近各处的黑魆魆暗影里深藏着许多小小的庭院与花园，巨大的榆树从中巍然崛起，还有鬼怪般身姿的静默的细高白杨。远处的外城墙上，城垛与瞭望塔依稀在望，掩映在如雾的月光里，感觉和天一样高，和地平线一样远。希瓦不再是一座真实的城市，而是从魔法般的《一千零一夜》里撕下来的一页纸。”
这段文字浸透了异域的神秘与忧伤，符合读者对陷落之夜希瓦古城的想象，我一直很喜欢。1873年考夫曼将军率领的多路俄军攻占希瓦汗国，从此中亚再无国家级的政治军事力量敢于向沙皇说不。希瓦汗国地处阿姆河下游，突厥化最早、最彻底，拥有英勇善战的土库曼游牧骑兵，与咄咄逼人的俄国隔着里海、咸海和克孜勒沙漠，曾多次痛击入侵的沙俄军，在布哈拉和浩罕两国均已向俄臣服后仍独立不屈。正是因此，1873年6月10日考夫曼骑马进入希瓦城，可视为中亚全面落入沙俄控制的象征。这个时刻对俄罗斯人来说固是荣光煌耀，而同情希瓦汗国的人则不免伤感酸悲。
麦加恩的《阿姆河战记》提供了1873年俄军征服希瓦之战最直接、最生动的记录，他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冒险精神在深冬横跨哈萨克草原，不顾俄军禁令，穿越克孜勒沙漠，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在阿姆河边赶上考夫曼的大军，和俄军一起渡河，目睹俄军攻陷沿途城堡后进入希瓦，并见证了俄军对土库曼人的残酷屠杀。作为这场征服之战唯一的外国记者，麦加恩的书成为后来许多史著的取材宝库。从这本书开始，我开始探寻麦加恩这位不寻常的战地记者。
近代印刷技术催生了报纸，报纸催生了新闻记者，再与战争结合，出现了记者的一个特殊种类——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和欧洲一样，美国也盛产战地记者，仅20世纪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传奇人物，如：因报道一战、十月革命和墨西哥革命者潘乔·比利亚而举世闻名的约翰·里德（John Reed, 1887-1920），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著名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以及报道越战的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 1940-2016）等。不过，就报道的受关注程度和长远历史影响来说，他们谁都比不上19世纪的前辈麦加恩，甚至可以说，世界新闻史上能和他比肩的人也不多。同时代的人总是津津乐道：麦加恩对奥斯曼屠杀保加利亚起义者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公众对奥斯曼的看法，迫使英国政府坐视沙俄入侵奥斯曼，使得《柏林条约》诞生，从而改变了整个东欧的政治版图。
雅努斯·麦加恩
麦加恩1844年6月12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靠近新列克星敦（New Lexington）的乡村，父亲是从爱尔兰来的新移民。麦加恩七岁时父亲病故，家境艰难，但他母亲仍然让孩子接受了基本教育。长大后麦加恩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找工作，当过教师和记者。在这里他遇见自己的一个表哥，赫赫有名的内战英雄谢里登（Philip H. Sheridan, 1831-1888）将军，正是谢里登建议他去欧洲学习法律。麦加恩于1868年东赴欧洲，在布鲁塞尔学习法律，但没过多久，他就放弃了获得法学学位的努力，而集中精力学习法语和德语。他的语言天赋对他后来的记者生涯非常重要，特别是他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俄语，让他具备了成为“记者哥萨克”的前提条件。
在比利时和法国两年，麦加恩盘缠告罄，正打算返回美国，赶上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恰好谢里登将军担任德军观察员，他说服《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聘请麦加恩为战地记者，跟随法军报道这场战争。26岁的麦加恩从此奔走战场，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大有作为，辉光闪耀，宛如19世纪70年代的彗星一般。他及时抵达布尔巴基（Charles-Denis Bourbaki）的指挥部，目睹并记录了法军的惨败和随后的溃散。他写的普法战争报道因生动、颇富现场感而在美国大受欢迎，许多篇章还被欧洲报纸转载，为他赢得了初步的声誉。法国战败后，他转移到波尔多，之后做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采访，其中最著名的采访对象有政治家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历史学家路易·布朗（Luois Blanc）和作家雨果（Victor Hugo）。
如同有神奇预感，麦加恩在1871年3月18日黎明赶到巴黎，见证了蒙马特高地的暴动。据说他先是在街上见到一队武装人员的不寻常集结，于是紧紧尾随，来到蒙马特高地，成为唯一一个出现在现场的记者，报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随后两个多月里，他作为巴黎仅有的几个外国记者之一，全程报道了巴黎公社的暴风骤雨，他的报道为许多国家的报纸所转发。他的活跃、勇敢和不知疲倦，为他在巴黎围城的内外都赢得了名声。据说，他与公社军事领袖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Jaroslaw Dombrowski）等关系亲密。凡尔赛政府军攻入巴黎时，正在街头报道战事的麦加恩被捕入狱，如果不是美国公使连夜营救，他可能已被枪毙。出狱之后，麦加恩继续在欧洲游荡，为《纽约先驱报》寻找题材。
几个月后，几乎是偶然地，麦加恩到了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在沙皇的夏宫，他学会了俄语，结交了俄国朋友，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俄国富家小姐Varvara Nicholavna Elaguine。也许没有人可以预见到，他就这样把自己的命运与沙皇俄国绑在了一起。据说，在那个以俄罗斯青年军官为主的社交圈子里，这个美国年轻人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宫廷近卫军官带他游览海岸美丽风光，他的脚在攀爬岩石时受伤骨折了，被迫卧床三个多星期。12月间麦加恩跟随沙皇返回圣彼得堡，体验了俄罗斯的冬天。1872年春，美国陆军总司令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 1820-1891）访俄，麦加恩陪他游历了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等地，写了一系列报道。随后他前往日内瓦，报道当时广受国际关注的“阿拉巴马号仲裁案”。之后他继续在欧洲游荡，寻访新闻题材。命运垂青，不久他听闻风声，得知俄军将要向希瓦汗国进军，于是就有了他的希瓦之行，也就有了本文要专门介绍的、记录这一中亚探险的《阿姆河战记》一书。
1873年秋天从中亚返回圣彼得堡之后，麦加恩最大的事是结婚，不过3周后他就又被报社派到古巴，去报道西班牙审判所谓的海盗船Virginius号上的船员一案（那场审判引发了英美两国与西班牙的对抗）。1874年3月，他终于找到时间，到伦敦专心写作《阿姆河战记》。不管怎样，他写得非常快，因为这本书当年就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了，而他7月便已离开伦敦前去西班牙报道第三次卡洛斯战争，说明他可用于写作的时间不会多过四个月。这时的麦加恩虽然只有三十岁，却已相当有名，《阿姆河战记》的出版，更是确立了他在新闻界和社会上的传奇地位。
在西班牙，麦加恩加入马德里公爵唐·卡洛斯（Don Carlos）的叛军，在比利牛斯山间报道游击战长达十个月，白天骑马行军，夜晚露天宿营，艰苦又危险。内战双方人员外表比较显著的差别是帽子的颜色，共和国派戴红色的帽子，卡洛斯派戴蓝色的帽子。很多战地记者都随身携带两个帽子，根据需要轮换使用。麦加恩却只有蓝色的帽子，所以当他和另一个记者被共和国派抓住后，被视作卡洛斯派份子投入监狱，在满是虱蚤的牢房里关了一日一夜，然后被告知准备受死。又一次，美国外交官及时出面救了麦加恩。驻法国巴约讷的美国领事听说有记者被捕，疾驰而至，刚好在行刑前把他们救了下来。
西班牙的卡洛斯战争还没结束，麦加恩又收到了新的指令。《纽约先驱报》的老板小詹姆斯·本内特（James G. Bennett Jr., 1841-1918）作为主要出资人，资助三桅帆船“潘多拉号”船长探险家艾伦·杨（Allen Young, 1827-1915）的北极探险。探险的目的有二：一是搜寻30年前失踪的富兰克林探险队的遗迹，二是探索从大西洋经北冰洋进入太平洋的“西北航道”。麦加恩加入，一方面是代表本内特，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随船报道。对麦加恩来说，冰天雪地比中亚和欧洲的战地要安全舒适得多，因而他写的报道也洋溢着轻松惬意的幽默感。虽然探险队设定的两个目标都未达成，麦加恩并没有空走一趟，他回到伦敦就迅速完成了有关这次北极探险的书《在北极光下》（Under the Northern Lights, 1876）。也许受内容限制，这本书不像《阿姆河战记》那样成功，不过对于了解麦加恩个人性格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扇更开放的窗户。
紧接着麦加恩就卷入了欧洲的中心事务——所谓的“东方问题”，这使他的记者事业一下子达至巅峰。所谓“东方问题”，又称“巴尔干危机”，其实就是欧洲列强要削弱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影响，鼓励奥斯曼统治下的东南欧民族独立建国。巴尔干各地的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奥斯曼四处镇压，焦头烂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1876年4月奥斯曼政府对保加利亚人的血腥屠杀。这时，麦加恩在中亚建立的两个私人联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个是曾经和他一起在中亚旅行的美国外交官尤金·斯凯勒（Eugene Schuyler, 1840-1890），另一个是他在希瓦城里结识的俄国军官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Mikhail D. Skobelev, 1843-1882）。
斯凯勒于1876年7月达到伊斯坦布尔担任总领事，他一到就从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今海峡大学前身）的美国教师和保加利亚学生那里听说了大屠杀，随后受命对此进行调查。麦加恩恰好这时到达伊斯坦布尔，他来本是为了报道塞尔维亚与奥斯曼的战争，斯凯勒让他加入自己的调查团队，一起去了保加利亚。此前麦加恩因与本内特发生分歧离开了《纽约先驱报》，转而为英国《每日新闻报》（The Daily News）工作。在保加利亚他们看到了奥斯曼军队屠杀平民的大量证据，麦加恩以他特有的生动简洁的文字把这一幕幕惨景描绘给英国读者，这些报道激起英国公众对奥斯曼政权的强烈愤慨。比如：他对巴塔克（Batak）村平民被驱至教堂活活烧死的报道文字，不仅在英国广为人知，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现在欧陆各国的报纸上。
麦加恩写的一系列调查新闻，特别是1876年7月28日至8月16日这20天发表在《每日新闻报》上的报道，被誉为“居于历史上最优秀的新闻报道之列”，“细节精确有如前拉斐尔派的画作”，篇幅短小却震撼人心。麦加恩一步一步走过那些村庄和街道，他对斯拉夫语言及几种主要西欧语言的掌握使他如虎添翼，强健的体能、精细的观察、飞快的写作，以及生动如画的再现，这几种能力罕见地集中在他身上。他记录下与各阶层人物的对话，采访了数百名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他发现，不算那些只是被抢掠的村镇，被彻底焚毁的村庄有超过50个，被屠杀者有超过1.5万名。他的消息来源包括外交官、德国铁路官员、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神职人员及传教士，甚至还包括一些土耳其人。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报道的广泛影响，出于国际地缘政治考虑而本来对奥斯曼暴行采取视而不见立场的各国政府，特别是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首相领导的英国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只好改变支持土耳其的一贯政策，从而为俄罗斯打着为斯拉夫兄弟报仇的旗号入侵土耳其开启了绿灯。甚至有人说，沙皇政府仓促之下宣战，部分原因也是这些报道在俄罗斯国内催生出了巨大的压力。麦加恩在保加利亚发出的一系列报道，其影响与作用当时就得到了适当的评估。被誉为“保加利亚文学之父”的伊万·瓦梭夫（Иван М. Вазов, 1850-1921）把他1876年的诗《母亲的悲伤》（Жалбите на майките）题献给麦加恩。麦加恩自己的这句话，也不被看作是吹牛：“我敢确定地说，论摧毁土耳其人，我比任何人都贡献得更多……除了土耳其人他们自己。”
1877年4月24日，俄罗斯向奥斯曼宣战，《每日新闻报》派麦加恩为战地记者，报道这场俄土之战，史称第十次俄土战争。于是，麦加恩在希瓦结识的俄罗斯军官斯科别列夫就可以帮上大忙了。这时34岁的斯科别列夫已是俄军名将之一，他指挥的俄军最早渡过多瑙河，与奥斯曼主力决战，伤亡最大，夺取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城池。
斯科别列夫自己也是传奇般的将领，他总是白衣白马冲在最前线，俄军称他“白将军”，土军称他“白帕夏”。他与麦加恩一样身材高大，他们都喜欢在别人面前回忆希瓦汗国的那些日子。两人的友谊如此深挚，据说斯科别列夫甚至会把俄军内部的往来文书借给麦加恩观看。麦加恩虽脚踝骨折，打着石膏，还是坚持骑一匹小马，白天活跃在前线，晚上到后方营地发送文章。战场奔波间他数次受伤，有时连马也不能骑，只好坐在炮车上随军前行。就这样，他报道了几乎所有主要的战事，直至1878年2月进抵伊斯坦布尔城下，随后见证了3月3日《圣斯特凡诺条约》的签订和战争的结束。
春夏之际，麦加恩接到指令前往柏林报道《柏林条约》的签订。这时他的朋友——美军派驻俄军的武官格林少尉（Francis V. Greene, 1850-1921）突患伤寒，病倒在圣斯特凡诺。麦加恩照料他时，自己也染上了伤寒，没多久，1878年6月9日，在34岁生日前三天，麦加恩在伊斯坦布尔去世。两天后，在佩拉（Pera，今Beyoğlu）区一个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外国人墓地，人们为他举行了小规模的葬礼。参加葬礼的主要是因俄土战争而聚集于此的各国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几个俄国军官，其中就有斯科别列夫。据说斯科别列夫泣不成声，伤心得站不起身来，几个人把他架着离开了墓地。六年后一艘美国军舰把麦加恩的尸骨带回美国，最终安葬在故乡——俄亥俄州新列克星敦市的枫林墓地（Maplewood Cemetery）。
麦加恩的墓碑
麦加恩墓碑的背面刻写着醒目的一行字：“保加利亚解放者（Liberator of Bulgaria）”。的确存在这样的传言，说是俄国沙皇提到：如果麦加恩没有死，他最适合担任新独立的保加利亚的领导人。保加利亚独立后，为表彰麦加恩的功绩，首都索非亚的一条街和一所学校用他的名字命名，其他城市还有许多街道和广场以他命名。1984年，保加利亚裔美国艺术家Lubomir H. Daltchev在新列克星敦市法院前的中心广场竖起一座麦加恩的石雕像，表现他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大步奔走的形象。每年在他出生和死亡的6月，新列克星敦市都有纪念麦加恩的活动。
麦加恩的一生大致如上。为他写了唯一一部传记的达尔·瓦克（Dale L. Walker, 1935-2015）说：“麦加恩短暂的人生故事‘好得不像是真的（too good to be true）’。”想到麦加恩如此年轻、死得如此突然，的确令人唏嘘。可以肯定，只要他不是死得这么早，他一定会把西班牙内战、保加利亚大屠杀、俄土战争，甚至还有此前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都写成专书。麦加恩亲身经历、深度参与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他的书不仅是重要的史料，还有极高的可读性，足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他有关俄罗斯征服希瓦之战的名作《阿姆河战记》。
原文刊载于《智族GQ》八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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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罗新
图片来自于网络
运营编辑：同与